【昭和微醺】東京奧運開幕前夜，也是一名老派編輯的起跑點

親身體驗的編輯論────東京奧運開幕前夜

文・重金敦之
譯・游韻馨
（本文出自《昭和微醺────門外不傳的老派編輯術》）

　　來自全球九十四個國家地區的頂尖運動員齊聚東京，參加昭和三十九（一九六四）年十月十日，在日本國立競技場舉行的東京奧運開幕典禮，揭開為期十五天的體育競賽序幕。

　　開幕典禮的前一天，十月九日傍晚，身為《週刊朝日》編輯部記者的我在上野車站的上越線月台進行採訪。北韓代表團一行人搭乘蘇聯客船「雅庫莎號」從北韓清津港出發，十月五日上午抵達新潟港。當天搭乘急行列車「越後號」抵達上野，只在東京停留四天便突然宣布即刻回國。

　　北韓退出東京奧運的原因，在於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IOC, 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以下簡稱國際奧委會）不認可北韓女子田徑中距離項目金牌選手，亦即女子四百與八百公尺世界紀錄保持人辛金丹的出賽資格。這件事的導火線則是去年在印尼雅加達召開的新興力量運動會。由於國際田徑總會（IAAF,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Athletics Federations）與國際游泳總會（FINA, Fédération Internationale de Natation）不承認新興力量運動會，揚言凡是參加該賽事的選手均將被取消奧運資格。辛金丹等選手不理會這項警告，參與新興力量運動會的比賽，因此遭到國際奧委會封殺，也不允許其進入選手村。日本奧林匹克委員會雖然透過各種關係斡旋，但國際奧委會的態度相當強勢，毫不退讓。印尼對此表達抗議，代表團退出比賽，旋即回國。北韓也跟著印尼同進退。

　　十月九日當天下著大雨，不少身穿傳統韓服赤古里的民眾，在急行列車「雪國號」的出發月台送行。在此之前，辛金丹選手好不容易與她那從南韓趕來的父親辛文濬短短會面了五分鐘。辛氏一家在韓戰中分崩離析，這次終於有機會可以短暫團圓。

　　辛金丹的父親辛文濬早在十月四日就從南韓搭機來到日本，無奈民團（在日本大韓民國民團）與總聯（在日本朝鮮人總聯合會）基於政治考量，對於辛氏父女的會面地點爭執不下。原本兩韓代表團計畫共持奧運會旗，一同步入會場，趁此機會讓辛氏父女見面。可惜遭到政治力介入，美好的「和平運動」一夕瓦解。

　　事實上，南北韓兩邊都擔心對方會綁架自己的人民，對於辛氏父女見面一事抱持高度警戒。後來決定在千代田富士見町的總聯大樓短暫會面五分鐘，彼此交談幾句。為了在政治上保住「面子」，不想成為對方的「宣傳」工具，辛氏父女連一句體己話也沒辦法說。

　　外界猜測，月台上的送行民眾應該是總聯安排的，停靠著「雪國號」的月台上，堆了好幾箱用紙盒裝著的電晶體收音機。在送行民眾「萬歲、萬歲」的歡呼聲中，列車緩緩駛離。我與前輩工藤宣一起往御徒町方向的出口走，有些送行民眾在行人天橋下方的陰暗處脫下傳統韓服，換上一般的服裝。由此可見，他們是穿著一般的衣服出門，帶著韓服來到車站再換上，避免在途中過於醒目。我猜想應該也有不少民眾在車站廁所換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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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大學的畢業季是四月，在正式進入朝日新聞社之前，我從東京奧運前一年的十一月起，就在出版局雜誌編輯室《文藝朝日》接受「禮儀訓練」，長達五個月。當時出版社有一本刊物名為《別冊週刊朝日》，一年出四期，以文藝作品和書刊內容為主。《文藝朝日》就是這本《別冊週刊朝日》的月刊版。推動《文藝朝日》的總編輯因病請假休養，由出版局次長松島雄一郎兼任。

　　《文藝朝日》的辦公室在有樂町，我到那裡工作才沒幾天，副總編奧山益朗便要我去見作家遠藤周作，向他邀稿。

　　奧山副總編在他自己的名片上寫著「此人為新進員工，還沒有名片」後交給我，我拿著他的名片前往小田急線玉川學園前，拜訪遠藤周作的住家。奧山還畫了地圖給我。遠藤周作是我第一個親自拜訪的作家。來此之前，奧山已教我拜訪作家的所有流程。我是剛出社會的新鮮人，他細心且親切地教導我如何打電話、主動邀稿的稿費行情、作家個人的癖好，甚至連到銀座酒店喝酒的規矩也鉅細靡遺地傾囊相授。

　　出版局位於四樓，裡面的同事大多年紀稍長，穿著十分樸素，我很驚訝在出版社工作的人竟然如此不修邊幅，就連打領帶的人都很少。念書時很少接觸到比我們年紀大的人，除了老師之外，就只有比我們大三、四歲的學長姊。出社會後才赫然發現自己闖入了「成人的世界」。我剛進公司就有人告訴我，坐我隔壁的Ｔ前輩「明年就要退休了」。

　　當時的退休年齡是五十五歲，以現在的眼光來看，五十五歲還很年輕，但在當年可說是年紀很大的長輩。學生時代我從沒聽過「退休」兩個字，這兩個字不僅讓我感到新鮮，也冷不防地讓我感受到自己身為社會人士的「責任」。

　　Ｔ前輩的隔壁坐著從業務相關部門調過來、東大畢業的Ｉ同事。他總是將日本手巾摺成四摺，垂掛在褲頭腰帶上。這看似農夫又像是校工的打扮十分落伍，即使是那個年代的漫畫人物，也很少看到這樣的服裝風格。

　　順帶一提，當時表定的上班時間是上午十一點到下午六點，共七個小時。雖然週六要上全天班，但一週的上班時間只有四十二小時。以當時的勞動條件來看，可說是相當先進。不過，宗教節日不能休假，如要休假必須請特休假。後來週休二日形成風潮，便趁著實施「週休二日」之際，將一天的工作時間延長至八小時。

　　此外，雖然我並未特別宣傳自己念的大學母校，但我記得當時出版局總共有一百三十名同仁，慶應大學的畢業生除了我之外，只有《朝日畫報》（アサヒグラフ）總編輯熊倉正彌與出版攝影部的船山克兩人，慶應的背景反而顯得獨特。有人將我介紹給熊倉總編輯，他問我：「你是哪一年出生的？」我回答：「昭和十四（一九三九）年。」他一臉驚訝地說：「那正是我進公司工作的年分。」

　　十二點過後，出版局內部開始煙霧瀰漫，燻得眼睛都快睜不開。由於吸完的菸蒂直接丟在地上任人踩踏，油地毯上到處都是毛毛蟲般的黑色痕跡。恐怕報社真的是一群「野蠻人」聚集的地方。

　　除了奧山益朗之外，還有另一位副總編，名為永井萌二。他在大戰期間是早稻田大學「早大童話會」的成員，與前川康雄等人一起師事坪田讓治，是兒童文學家，曾以《笹舟船長》一書榮獲產經兒童文學獎。

　　他曾說：「我父親是取英文poesy（詩）的諧音為我取名萌二（MOEJI）」。奧山和永井是兩個截然不同的人，永井每次都要花很長的時間寫稿，而且會反覆修改稿子直到最後一刻才提交。即使是寫好的稿子，覺得不滿意也會當場作廢，重新來過。

　　反觀奧山，就算寫到一半發現錯誤也不會重寫，反而是以「這樣的觀念是錯誤的」、「這類說法根本不正確」之類的文字翻轉自己前面所寫的內容。他最大的傳奇就是「從未浪費過一張稿紙」。他的文章每一個字都寫得端端正正，起承轉合十分通暢且條理清晰。他每天都穿西裝，而且一定會打領帶。

　　奧山學識淵博，令人敬佩，從不炫耀自己的才華。他每次都在截稿日前幾天就將稿子寫好。永井則是到了截稿日當天，稿紙還是一片空白。

　　永井萌二曾灌輸我一個觀念，他說：「在截稿日前交稿是一種罪惡。」他認為正因為時間有限，更應該反覆推敲到最後一刻，一個字一個字地雕琢。打樣也會仔仔細細地從頭看到尾，不只是一校、二校與三校，就連藍圖也會進行修改。幾個小時後刊物印製完畢，他會以充滿慈愛的眼神看著自己寫的稿子。從他身上我學會一件事：自戀是寫文章的必備條件。

　　有一次《週刊朝日》想向已故的時代小說大家Ｍ氏邀稿，撰寫連載小說，於是設宴請他吃飯。與Ｍ氏交情頗深的《文藝朝日》副總編奧山益朗也一同出席。當時Ｍ氏拋棄了他的糟糠之妻，帶著新婚的祕書一起現身。照理說在場人士應該要稱呼該祕書為「Ｍ夫人」，但聽說奧山一直以婚前的舊姓稱呼她「Ｓ小姐」，惹得Ｍ氏很不高興。或許奪人丈夫的行為違背了奧山的倫理觀念，也可能奧山原本就跟Ｓ小姐處不來。我沒有參加那場餐宴，是事後聽前輩記者轉述的。

　　奧山益朗喜歡讀書，也喜歡喝啤酒。他不是以「飯前先來一杯」的輕鬆態度喝啤酒，無論當天吃的是中華料理或法國菜，他從頭到尾都只喝啤酒。他寫的書超過四十本，從著作類別可以看出他的閱讀量有多廣博。後來我才知道他編著的書籍《味覺表現事典》（東京堂出版）中，也引用了我的作品，讓我備感榮幸。

　　奧山雖然精通美食，但吃蕎麥麵的時候完全無法發出吸麵的聲音。或許是出身貴族的關係，他與不會打生雞蛋的英文學者吉田健一有共通之處。我記得奧山曾就讀學習院*1，從小生長在東京的山手地區，個性內向害羞。奧山曾經告訴我作家寫稿的行情。雖然我只是個新人，但他事事為我著想，教我許多今後一定會用到的業內常識。

　　他說：「目前稿費最高的作家是丹羽文雄*2，一張稿紙一萬日圓。」

　　他表現出來的態度十分沉穩，臉上面無表情。我到很後來才發現「編輯絕對不能拿自己的薪水去跟撰稿人比稿費」，這是編輯這一行的鐵則。

　　一般來說，編輯向撰稿人邀稿時，不會每次確認稿費。這是日本出版界長年以來的慣例，這個做法有好有壞。

　　我記得出版社有一次以「令人印象深刻的知名演說」為題，向幾位作家邀稿。其中有一位是我親自邀稿，對方是前《東京新聞》政治部記者Ｋ先生，當時是很有名的政論節目主持人。他成立了個人工作室，由祕書處理所有的電話往來。通常邀稿都是面對面邀約，但如果只是四、五張稿紙的小案子，透過電話決定對雙方來說也不失為一個好方法。有時候我們想要登門拜訪，作家還會說「不方便」，委婉地拒絕。因此我們絕不能跳過事先詢問的步驟，直接登門拜訪。

　　話說回來，對方的祕書在電話中問我：「請問貴社的稿費怎麼算？我們老師不接一張稿紙低於兩千日圓的案子。」我記得當初我們提出的價碼是對方價碼的兩倍左右。不可諱言的，由祕書出面交涉稿費邀稿等事宜，比較沒有人情壓力，凡事公事公辦較容易有結果。但我也體會到，透過第三人交涉，無法發展出人與人之間的交情。

　　「Ｋ先生事件」後過了幾年，我再次在邀稿時被問到稿費的事情。我記得是向川上宗薰邀稿時發生的事。川上問我：「這次是我第一次與貴公司（週刊朝日）合作，可以請教稿費多少嗎？我想做個參考……」雖然態度上有些支支吾吾，但從說話的聲音可以聽出一絲「竊喜」。

　　我到《文藝朝日》上班大約三週左右，某個週六早上我媽媽跑進我的房間，慌慌張張地拍醒我，說：「甘迺迪被殺了！」當時的日本首相是池田勇人，我睡得迷迷糊糊，一時之間將「甘迺迪」誤聽成「池田」。雖說我所屬的是文藝性質的月刊雜誌，這類重大政治事件不可能與我們有太大關係，我還是急急忙忙衝進公司。

　　《週刊朝日》編輯部離我的座位約十公尺左右，只見他們全員出動，忙進忙出。雖然我只能遠遠觀察，但他們每個人表情都很亢奮。每次只要有重大事件發生，《週刊朝日》就會「緊急增刊」。這次增刊最大的賣點，是知名作家開高健*3與當時正在美國留學的江藤淳（以研究夏目漱石聞名的日本文學評論家）進行電話對談，專題名稱是「那一天的表情」。這件事讓我學到如何將新聞包裝成「商品」。

　　當天正巧是日本使用美國通訊衛星，進行美日電視實況轉播的測試日，美國總統甘迺迪原本準備了一段給日本民眾的影片。由於發生刺殺事件，這段影片最後沒有播出。此外，在那個年代，「電話對談」是炙手可熱的商品。

　　奧山曾經叮嚀我「一定要看報紙」，當人們聊起《朝日新聞》的報導時，我絕對不能說「我沒看報紙，不知道這件事」。

　　我忘了對方是誰，但我曾經被婉拒邀稿過。當時我自己認為這個主題並非重要到非對方不可，所以並未再積極爭取。後來我向奧山報告此事，他很嚴厲地訓斥我怎麼可以輕易放棄！

　　他說：「在我們這一行，只要有人邀稿絕對不能拒絕，只要拒絕一次，就不會再有第二次。」

　　換句話說，奧山不會再向拒絕我的人邀稿。

　　對朝日人來說，朝日具有一定的地位。這就是奧山的理念。

　　奧山與永井也幫許多社外刊物寫稿。他們兩人都對我說過，邀請別人寫稿是我們的重要職責，但這一行待久了，總有一天會有其他出版社來向我們邀稿。他們還說：「到了那個時候，千萬不能拒絕。」這讓我愈來愈能體會，拒絕邀稿這件事有多嚴重。

　　奧山還說：「幫其他出版社寫稿時，像你這類名字比較特殊的人比較吃香。」

　　當時我只是個編輯部菜鳥，奧山這席話相當特別，我將它當成是一種鼓勵。而且我一直遵守他的教誨。這麼久以來，我只拒絕過一兩次別人的邀稿。無論案件多趕，我一定會在截稿日交稿。

　　昭和三十九（一九六四）年四月一日，我成為正式社員，同時進入出版局雜誌編輯室《週刊朝日》工作。永井萌二也一起異動。

　　第一次參加編輯會議時，總編輯向大家介紹「這位是新進社員重金」，接著我也自我介紹，還說：「我從去年十一月就在《文藝朝日》學習，所以我早就記住各位的名字了。」公司有一本「社員照片簿」，裡面刊載著所有社員的大頭照，方便員工對照報導文章的記者名字與長相。

　　我一直覺得事先記住所有同事名字的做法沒什麼了不起，從未放在心上。但後來才知道大家都覺得我很厲害，紛紛在私底下說「我們部門來了一個超級新人」。有樂町本社大樓的八樓有一家餐廳，名為「阿拉斯加」。每到傍晚就會有客人在旁邊等待區的吧檯喝酒。

　　我一進公司就受到松島雄一郎與奧山益朗照顧，由他們對我進行各種「社員教育」。由於我經常跟他們一起在阿拉斯加的吧檯喝酒，後來我才知道，許多人都覺得不可思議，覺得「怎麼有個白目的小夥子跟局次長一起喝酒」，以詫異的眼光看待我。

　　整個編輯部除了我之外，只有另一個人有汽車駕照。不過，出版局內只有幾位員工。當時自己開車已經成為一股社會潮流，從趨勢的角度來看，我們出版局算是稍微落伍的。

　　當時《週刊朝日》的總編輯是足田輝一，他是北大理學部畢業的「科學家」。他喜歡博物誌之類的專題企劃，想出〈花之歲時記〉、〈顯微的世界〉等彩頁專題，刊登在週刊裡。還曾經在隆冬季節提議利用空拍的方式拍攝「東高西低」的日本列島，讓報社的噴射機飛到極限高度。

　　我們第一次見面時，他第一句話就問：「你喝酒嗎？」我說我喝。他立刻拉下臉來，對我說：「喝也無所謂，不過，工作時絕對不准醉醺醺的。」

　　每天晚上十一點左右，足田一定會出現在新宿站西口小田急百貨公司後方的「Ｍ」居酒屋。非截稿期（送印）的日子，晚上七點就會離開公司。大家都不知道晚上七點到十一點他究竟去了哪裡，最多人猜測他可能是去看電影。

　　《朝日畫報》編輯部的Ｔ曾經跟蹤過足田，企圖釐清足田離開公司後，在到新宿居酒屋之前究竟去了哪裡。結果就在Ｔ尾隨足田踏上地下鐵西銀座車站的下行電扶梯之際，足田突然回頭問Ｔ：「你要去哪裡？」

　　我猜這是永井胡編的故事吧！編輯部的同仁就愛信口雌黃。我們有一個同仁Ｆ念書時半工半讀，好不容易進入朝日工作。Ｆ高中時就讀夜校，白天在浦和高中前的麵包店打工。當時就讀浦和高中的奧山益朗說，他經常去那家麵包店買麵包，從那個時候就認識Ｆ。事實上，這也是他胡吹亂謅的故事。

　　話題再拉回足田身上。足田喝酒的習慣相當特別。他愛溫熱的日本酒，旁邊再放一杯常溫水，輪流喝酒與水。那個年代還不流行「威士忌加水」的喝法。日本在二次大戰結束後曾經面臨缺酒的情形，或許受到戰後生活的影響，那個時代很流行「不管怎樣就是要將烈酒兌水稀釋」的喝法。

　　當時開高健在《週刊朝日》有個連載單元，名為〈一語道破東京〉。每週都會介紹東京的流行事物或行將消逝的光景。連載最終回的主題就是東京奧運開幕典禮，若說這個連載單元是為了報導東京奧運開幕典禮才開的，一點也不為過。有樂町編輯部的木桌很小，走道也很窄。辦公室早已處於飽和狀態，每次跟身材高大的開高健擦身而過，他一定會說：「Pardon, Monsieur.」（法文：先生，抱歉借過一下。）盡可能縮著身體尋找空位，找到空位就坐下來寫稿。他說話的聲音很宏亮，即使坐在很遠的位子上，別人還是能感受到他的存在。

　　那段時期日本開始出現頂級健檢的醫療服務，開高也想在連載單元寫這個主題，於是辦理了「體驗住院」。事後他寫這篇報導時，模仿了當時掀起討論話題的谷崎潤一郎《瘋癲老人日記》的文體。對年輕的開高來說，「健康檢查」就像是一種「貴族階級的嗜好」。他還在這個連載中，對足田總編輯做了以下的分析：

　　「某天深夜，我恰巧去新宿某店喝酒，正好遇到已經在那兒喝了許多日本酒的總編輯。他經常將『水五合、酒五合』掛在嘴邊，堅持主張人想要喝得健康、喝得愉快，就必須一口酒、一口水地輪流喝，酒水各半是最好的比例。（略）他認為這麼喝既不會喝醉了罵人，或突然粗魯地大叫『哈啊！太有趣了』。第二天起床也不會宿醉，導致精神恍惚。總而言之，這位總編輯是個永遠不會喝醉的人。他說出的每一句話，思考的每一件事，無論在任何場合中都帶著濕冷的氣息，冷靜到足以凍結全場。」

（《一語道破東京》．光文社文庫）

　　足田總編是個會對菜鳥訓斥「當編輯絕對不准喝醉」的人，他自己當然也不會喝醉。誠如開高所寫的，他是個「永遠不會喝醉的人」。我也曾經在深夜與足田總編一起在那間居酒屋喝酒，他告訴我：「我每次都是一口酒一口水地喝，我覺得這樣很好喝；有人曾說摻在一起喝不也一樣嗎？但我覺得酒兌了水之後，一點也不好喝。」那還用說嗎？日本酒兌水絕對不可能像「威士忌加水」那麼好喝。當時才剛流行「酒後水」（chaser）這樣的說法，我還不知道連日本酒也興這一套。足田退休後自稱自然主義者，留下《雜木林的博物誌》等許多名著。

　　我在《週刊朝日》編輯部負責的第一份工作，相當於報紙的「整理部*4」，從實際「製作」雜誌頁面開始做起。工作內容就是閱讀文稿、想標題、收集照片與漫畫等元素，最後完成版面編排。現在這些都是美編的工作，但在當時是由編輯部的編輯一手包辦。

　　報社在印刷局活版部裡設置「出版課」，負責印製雜誌書刊。雜誌使用的活字（鉛字）大小比報紙大，為八點*5字。報紙字體較扁平，長寬比例為四比五。嚴格來說，兩種活字不同。說得簡單一點，以報紙字體較長的寬邊為基準形成的正方形大小，就是八點字。當時的報紙一行為十五個字，以八點活字來說，一行只能放十二個字。我之所以對這件事感興趣，是因為我念書時曾經做過大學報紙。我還曾經拼過大版，編排報紙版面。

　　當時採用的印刷技術為活版印刷，顧名思義，就是以鉛製成的活字排列內文，做好紙型後，放入鉛版輪轉機印刷。隨著印刷技術日新月異，不使用鉛的冷排（cold type）成為主流，改為膠印。現在已經絕跡的「照相排版」（照排）*6就是在那段時期開始普及的。

　　在新人時期十分照顧我的田中勇（溪釣散文家田中祐三），細心地為我解說週刊雜誌的印刷與物流通路等製作細節。我在《文藝朝日》接下的第一份最接近編輯的工作，是與漫畫家橫山泰三一同走訪大河內水庫（現為奧多摩湖），構思插圖靈感。走訪現場並不辛苦，但我跟田中說我與橫山一起外出採訪後，他對我說：「這代表別人已經把你當成編輯看待了。」還對我表達敬意。

　　不久之後，開高健與出版攝影部的秋元啟一起前往越南採訪越戰。這件事將在後續〈編輯的工作〉章節中另行說明。二〇一〇年夏天，橫濱神奈川近代文學館舉辦了「開高健展」。開高在戰地遭到北越軍包圍，經歷九死一生好不容易回到西貢（現為胡志明市），還與人在東京的足田輝一總編通越洋電話，討論發稿事宜。展覽期間播放當時通話的錄音帶，剎那間讓我回想起四十多年前在有樂町編輯室工作的情景。

　　《週刊朝日》每年夏天都會出版臨時增刊《全國高中棒球 甲子園大賽號》。昭和三十九（一九六四）年的夏天，我到大阪本社印刷局製作增刊號，回到東京後，正式「告別」整理工作，成為採訪編輯。雖說被納入採訪組，但我也同時負責固定欄位的小說與專欄。

　　剛好那個時候《週刊朝日》推出〈新日本名勝導覽〉專題，邀請知名作家前往日本各地的觀光名勝實地採訪報導。東海道新幹線十月開通，名神高速道路也開始通車，東名道路部分路段開放行駛。那個時代日本各地似乎都在大興土木，積極建設，風景名勝也煥然一新。

　　我與山川方夫一起前往宮崎，還跟星新一造訪犬山。隔年陪同池波正太郎遊覽金澤，這段旅行的事我在很多地方都寫過。而我與山川方夫前往宮崎時，曾經聊了《三田文學》的桂芳久等話題。當我提到自己剛進公司第一個親自拜訪的作家是遠藤周作時，山川露出淺笑，對我說：「你真是見了個棘手的大人物啊！」稍稍「鼓勵」了我一下。

　　作品曾兩度入選芥川獎候選名單的山川方夫，與我前往宮崎採訪的三個月後，在自家附近二宮車站前國道一號線發生交通意外，不幸死亡，結束了只有短短三十四年的人生。

　　我剛進公司不久，前輩就帶我去文壇酒吧開眼界。其實念大學時，我的恩師經常出入銀座酒吧，也曾帶我去過，所以我很熟悉那裡的氣氛。「葡萄屋」是慶應大學教授常去的酒吧，「L'amore」（愛）則是以獨特風格取勝。對於第一年踏入社會的新鮮人來說，「L'amore」在我心中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

　　一走進「L'amore」，就會看到中間擺著一架平台鋼琴。男性洗手間「朝顏」裡的小便斗堆滿冰塊，據說冰塊溶解時可以消除難聞的氣味。廁所門口有打掃阿姨服務，所以上廁所一定要準備零錢付小費。當時的「行情」是五十到一百日圓。那個時候的一百日圓是紙鈔，所以要去酒吧的人都知道要事先準備百圓鈔，方便給打掃阿姨小費。

　　在座貴賓包括政治家石田博英，還有花王肥皂的丸田芳郎，以及小學館的相賀徹夫。《朝日新聞》的政治部長自然也是座上客。由於我認識的人不多，相信酒吧裡一定還有更多名人出現。井上靖與源氏雞太等人，則是風格較為平易近人的「葡萄屋」常客。

　　山口瞳常說，編輯前往文壇酒吧「感覺就像上戰場一樣」。雖然當時的我沒有這種感覺，但我隱約明白「去酒吧不光只是喝醉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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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間再次回到昭和三十九（一九六四）年十月九日的晚上。白天的傾盆大雨入夜後終於停歇。我回到公司，向總編輯報告北韓代表團從上野車站搭車回國的情形。接著開車繞到神宮外苑國立競技場附近，最後回家。到家時應該已經過了半夜十二點。我坐在車裡，看見一輪明月高掛在競技場東邊電子看板的上空。想必明天將會是秋高氣爽的晴朗天氣，開幕典禮一定能順利舉行。

　　這屆東京奧運的開幕典禮創下奧運史上最盛大、最華麗的演出，相信所有人都已能預見，日本特有的民族性帶來井然有序的表演，絕對能讓這場慶典圓滿落幕。不過，後來我才慢慢知道，在那華麗舞台的背後，隱藏著許多內幕，未曾浮上檯面的祕聞。

　　當時尚未可知自己這個初出茅廬的年輕編輯會否前途順遂，只是隱約感覺自己的編輯生涯將不斷追逐著那些稀鬆平常、平淡無奇的市井小民的人生樣貌。我唯有告訴自己要持續往前走。當然，其實也很不安，不知道自己是否擁有足夠才能立足於未來的媒體界。

　　儘管不安，但我曾向國中同學誇口，我在朝日新聞社待十五年就要辭職。為什麼會有這種渴望辭掉工作，到外面闖出一片天的想法呢？現在回想起來，我才進公司不到一年，說不定就已經體會到，若沒有年輕自負帶來的過度自信，以及可謂有勇無謀的冒險精神，是沒辦法在這一行幹下去的。這樣的意志與心情既可能創造璀璨人生，也可能造成難以挽回的悲劇。我沒等到「退休年齡」就辭掉朝日新聞社的工作，但我辭職的年齡比我剛進公司時預想的還要晚好幾年。

　　直到現在，我仍會突然回想起東京奧運開幕前夜，高掛在神宮梁上皎潔的白色明月。

1 為貴族子弟設置的教育機構。
2 丹羽文雄（1904-2005），文學家，曾獲中央公論獎、野間文藝獎、每日藝術獎、讀賣文學獎， 獲頒文化勳章、文化功勞者表彰其文學成就。代表作品包括《蛇と鳩》、《顔》、《一路》與《親鸞》等。
3 開高健（1930-1989），小說家。一九五八年以《國王的新衣》獲得芥川獎，另曾獲每日出版文化獎、川端康成文學獎、菊池寬獎以及日本文學大獎的肯定。代表作品包括《輝ける闇》、《玉、砕ける》等多部。一九六四年曾以朝日新聞特派記者身分前往越南採訪越戰，歷經九死一生，回到日本後將戰爭的殘酷體驗寫成《輝ける闇》等三部作品。
4 日本的報社記者分成採訪記者與整理記者。前者是指蒐集資訊、撰寫報導者，而後者是將採訪記者撰寫的文稿編排於報紙版面上的人。整理部的記者就是整理記者。
5 點為印刷所使用的長度單位，用於表示字型大小，也用於餘白（字距、行距）等其他版面構成要素的長度。依照日本工業規格JIS Z 8305-1962 ( JIS Z 8305:1962)「活字の基準寸法」2. (2) 的規定，「1 point 為0.3514mm。」
6 把活字版上的文字、數字與符號，用光學攝影的方式印到感光相紙上，達到印刷製版的目的。